• 缅甸政治参与性别教育影响因素研究数据和方法(三)
  • 发布时间:2018-09-14 15:00 | 作者:皇家国际 | 来源: | 浏览:1200 次
  • 缅甸民众
    (一)抽样设计:为了检验上述关于缅甸民众政治参与的假设,本文利用缅甸权威的调查机构“缅甸调查研究所(Myanmar Survey Research)”实施的“缅甸综合社会调查(2015-16)”(以下简称“MGSS2015-16”)数据。该调查采取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设计,其样本对于除了克耶邦和钦邦以外的缅甸7个省、5个邦和1个特区(内比都)具有充分而有效的代表性。
     
    其中城镇和乡村的划分遵循缅甸政府的官方划定,除了仰光和曼德勒以外,其他每个乡镇均由城镇和乡村两个部分组成。城镇地区的抽样单位为街区;乡村地区的抽样单位为村落。MGSS2015-16数据采用的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城镇和乡村选取总共2115个乡村样本和885个城镇样本,合计3000个样本,以年满18岁的公民为抽样对象。
     
    最终确定的样本抽样数量如下:克钦邦105个(其中城、乡分别为30个和75个);克伦邦90个(其中城、乡分别为30个和60个)实皆省330个(其中城、乡分别为60个和270个);德林达依省90个(其中城、乡分别为30个和60个);勃固省300个(其中城、乡分别为60个和240个)马圭省225个(其中城、乡分别为30个和195个);曼德勒省和内比都450个(其中城、乡分别为165个和285个);孟邦120个(其中城、乡分别为30个和90个);若开邦105个(其中城、乡分别为15个和90个);仰光450个(其中城、乡分别为285个和165个);掸邦360个(其中城、乡分别为90个和270个);伊洛瓦底省375个(其中城、乡分别为60个和315个)。采样的步骤分为三个:一是分层,按2014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对缅甸省邦分层、省邦内的城乡分层;二是样本分配,通过概率比例规模抽样的方法进行样本分配;三是样本选取,通过基什网络法选取男女数量对等的受访者。
     
    (二)因变量:如前所述,政治参与既包括制度性参与和非制度性参与两种,而制度性参与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投票行为(是否投票)和政党选择(投给哪个政党)。2015年的缅甸综合社会调查采集了受访民众在1990年、2010年、2012年(补选)和2015年几次大选中的投票行为和政党选择,其中2015年大选中的投票进一步划分为联邦议会民族院议席、联邦议会人民院议席、省邦议席三种票。此外,少数族群还可以投第四张,也就是联邦议会中的少数民族议席。笔者对民族院、人民院和省邦议席三个投票分别做交互分析发现,这三个变量具有高度的共线性,也就是说采用其中的任何一个变量都足以代表缅甸民众的此次投票行为,因此本文采用人民院议席的投票来测量制度性政治参与的投票行为。
     
    从2015年大选投票的政党选择来看,共有90多个政党的6000多候选人参与角逐此次大选,但在人民院323个席位中,民盟获得255个席位,巩发党获得30个席位,其余席位由各分配。因此,作为制度性政治参与的政党选择,形成一个二分类变量,分别为民盟和巩发党,删除选择其他小党的样本。
     
    至于非制度性的政治参与,根据MGSS2015-16调查数据,本文选取如下问题来测度非制度性的政治参与,即受访者在过去一年里参加过多少次签署请愿书、联合抵制行动、游行示威、集会罢工等各种形式的政治抗争。原始数据中的回答选项分为五类,分别为:从不;、一次、二次、三次、三次以上。根据样本分布情况,本文将答案都合并为“参加过”和“没有参加过”两种,从而将原始的五个变量合并成二分类的政治抗争变量。
     
    (三)自变量:本文着重从性别、教育程度和因特网使用三个方面考察当前缅甸民众的政治参与情况。其中性别为二分类变量,“1”代表男性;“0”代表女性;因特网的使用也是二分类变量,“1”表示平时使用因特网,“0”表示不使用因特网;受教育程度是一个九分类的定序变量,分别为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小学没毕业、小学毕业、中学没毕业(职业技术类)、中学毕业(职业技术类)、中学没毕业(大学预科类)、中学毕业(大学预科类)、高等教育(无学位)、高等教育(有学位)。本文基于前人研究和样本的分布情况,将受教育程度从低到高分为(1)小学及以下、(2)中学、(3)大专及以上三个类型的定序变量。
     
    此外,本文还将考虑政治参与的年龄、族群等控制变量,一方面在考察性别、教育程度和因特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时控制这些变量的干扰,另一方面也观察这些变量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四)模型方法:本文的非制度性的政治参与(包括签署请愿书、加入联合抵制行动、参加和平的游行示威行动、参加罢工行动等各种形式的政治抗争)和制度性的政治参与(是否投票)及政党选择(巩发党或民盟)三个因变量均为二分类变量,因此运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分析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因特网的使用对制度性和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影响,亦即男性、受良好教育者和因特网使用者是否比各自相对应的其他群体更加倾向于参加制度性的和非制度性的政治参与。
     
    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其中,P指的是第i个样本中事件发生的概率(三个模型中分别表示参与选举投票、投票给民盟、以及政治抗争的概率)。1-Pi代表在第i个样本中事件的不发生的概率(三个模型中分别表示不去投票、投票给巩发党、以及不参与政治抗争的概率);α、β代表模型的回归系数。
     
    四、模型分析结果
    (一)性别、教育和因特网与制度性政治参与:选举投票
    有学者认为,在第三波民主化后,以前为威权政体的一些国家出现了民主化趋向,而在长时期独裁规则浸染之下的第一次选举选民投票行为被看作是未来民主成功的线索。在威权主义政体转型的奠基性选举中,投票人数非常多。那些支持取消、延后或者放弃的政党将会被公众遗忘。并且初次选举似乎有种冻结后续政治发展的效果。选举虽然不断举行,但是很少政党能够真正参与其中,而且许多小型政党会被踢出去。选民偏好出现了钟摆效应,更倾向于在经济政策出现状况的时候惩罚执政者,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所以在之后的选举会出现大幅度的得票变动。与此不同的是,另有学者从参与水平、政党竞争程度和政党支持度三方面比较得出,第一次国会选举和随后的选举相比,投票率没有显著的差异,因为尽管后威权政体的选举中,政党的数量增多,但很多都是小党因没有支持者而很快消失。
     
    就缅甸2015年大选而言,共有93个政党推举的5742名候选人和323名独立候选人角逐1171个各级议席。其中巩发党推举1134名候选人,民盟推举1151名候选人。在全部竞选议席中,人民院选举产生324个议席,民族院选举产生168个议席,省(邦)议席636个议席,少数民族代表29个议席。根据缅甸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此次大选符合选民资格的人数为3300多万人。
     
    数据来源:进一步按性别、教育程度和是否使用因特网划分来看,如表一所示,男性和女性选民之间、不同教育程度的选民之间在是否参与2015年大选中投票的问题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别,使用因特网和不使用因特网的民众之间也几乎没有差别。因此,这一结果证实了本文的第一个假设,也就是说,处于政治民主转型初期的缅甸,民众的制度性政治参与(选举投票)意愿较强,全民处于民主狂欢时期,因此选举投票作为制度性的政治参与并无性别、教育程度和因特网使用等方面的显著差异。
     
    需要强调的是,这次大选是依宪进行的,与上次大选整隔五年,符合宪法规定。此外无论是大选投票率还是参与政党和候选人都创新高,并且与2010年大选受到国内外一定批评的情况不同,2015年大选获得国内外基本认可,甚至美国、丹麦、挪威等国驻缅甸大使馆发布新闻公报称“2015年大选对缅甸来说是历史性的,是缅甸向世界各国表明该国已成功迈上民主道路的重要证明。”
     
    值得一提的是,在如此高投票率的情况下,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族群在投票意愿方面依然表现出显著的差别。尤其是年龄组与投票率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例如30多岁、40多岁、50多岁的选民投票率分别是20多岁选民的大约1.5倍、2.0倍和3.4倍,60多岁选民的投票率与50多岁的选民较为接近。按族群划分来看,缅甸共有135多个族群,但人口较多的族群不多,本研究区分缅族(主体族群,占全国总人口的68%左右)、克伦族、若开族和掸族,其余所有族群合并为“其他族群”类别。以主体族群缅族为参照对象,克伦族与缅族的投票率比较接近;若开族的投票率似乎比缅族高,相当于缅族的1.7倍;掸族是投票率最高的族群,为缅族的1.8倍,且就有统计显著的差别;而其他各少数族群的投票率不足缅族的一半,仅为45%左右(如表一的嵌套模型结果所示)。
     
    (二)性别、教育和因特网与制度性政治参与:政党选择
    如前所属,尽管多达90个党投入了2015年的选战,但在民盟和巩发党两党做大的背景下,民众选择其他小党的空间并不大,因此我们将政党选择分为巩发党和民盟两个二分类的变量。
     
    三个嵌套模型结果所示,在民盟压倒性胜利的情势下,性别和教育程度对于政党选择没有统计显著的影响,这一结论并不支持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2A和2B,也就是说,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也无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他们投票给民盟或巩发党的概率都没有统计显著的差别,女性并不比男性更倾向于投票给巩发党,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尤其是农村选民)也并未比受程度相对较高的城市居民那样更倾向于投票给巩发党。此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表明,选前巩发党深耕农村的策略并未奏效。
     
    与此相反,是否使用因特网在党派选择方面具有显著的影响。在控制了性别、教育程度、年龄和族群等的差异后,使用因特网的民众投给民盟的概率是不使用因特网的民众的1.7倍。由此,该结果支持本文的研究假设2C。这一结论进一步表明,政治色彩偏向自由、追求民主和开放的缅甸国内新媒体在激励民众投票给民盟的努力较为成功。
     
    此外,与投票行为的年龄差异完全不同的是,在投票给民盟还是给巩发党的党派选择方面,年龄上并无统计显著的差异,无论是青年、中青年、中老年,还是老年人,在巩发党和民盟之间的选择都基本一致。而从族群差异来看,相对于主体族群缅族而言,克伦族和若开族投票给巩发党的概率更高,而他们投给民盟的概率只有缅族的68%和43%;但掸族和其他各少小族群在巩发党和民盟之间的选择与缅族并没有统计显著的差异。
     
    (三)性别、教育和因特网与非制度性政治参与
    抗争政治是发生在提出要求者和他们的要求对象间偶尔发生的、公众的集体的相互作用。一旦普通民众携手对抗社会精英、当局和对立者,抗争政治就产生了。抗争政治作为一种非制度性的政治参与方式,不同于选举等传统的参与方式,他们的方式要么是从未有过先例的,要么是被现存政权所禁止的方式。如联名签署、示威游行、抵制、罢工等。
     
    政治抗争作为非制度性的政治参与,不是个体的行动而是作为一个集体行动存在。在威权主义国家,政治抗争成为民主化转型的催化剂,因为“当权精英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很难也没有动力作为核心力量来推动民主转型。事实上,在威权主义社会里,没有任何一个威权者会主动通过政治改革来改进结构推动转型,只有当一些结构要素被某些外在力量激活之后,它们才可能成为威权统治的终结力量。”在缅甸军政府时期,缅甸民众进行非制度性的政治抗争主要有两种,一个是少数民族的政治抗争,由于缺少能够影响事关自身政策的政治渠道以及缅族的同化政策,他们寻求自身的独立,为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而抗争;另一个是民主的政治抗争,标志性事件是“8888”民主运动和“番红花革命”,它们爆发的诱因都是政府不利于民众的经济政策,民众陷入经济困境,从而反对军政府。
     
    2011年后的吴登盛政府做了大量的政治改革,例如释放了政治犯,宣布和平示威游行属于合法行为等等。这些有限度的政治自由化措施也影响着缅甸民众采取非制度性政治抗争的几率,从理论上来说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政治机会结构,一个是动员结构。就政治机会结构而言,吴登盛政府进行政治改革,释放政治犯,其中就包括民主象征昂山素季;宣布非暴力游行示威不再是违法活动,降低民众进行政治抗争的成本;允许独立的新闻媒体出现,并且准许自由使用网络,这些为民众表达观点,进行舆论宣传提供了载体和工具。
     
    就动员结构而言,任何一次集体行动想要有组织、有计划、有效果地进行,必须要有自己的目标,通过目标来吸引和动员民众,并适时的改变目标。例如民盟在其建立之时昂山素季宣称为了缅甸民主制度的建立,在2015大选时打出“求变”的旗帜,能够很好的表达民众的诉求,动员民众参与。由此看来,吴登盛政府时期缅甸民众进行政治抗争的可能性增加,并且更多的是参与公民运动而不是参加政党。
     
    如前所述,非制度性政治参与主要测量在过去的一年里受访者是否参加过签署请愿书、联合抵制行动、游行示威、集会罢工、以及其它形式的抗议行动。本文将这些非制度性的政治参与变量合并成一个是否参与的二分类变量。
     
    性别、教育和因特网对非制度性的政治抗争方面都有统计显著的影响。例如,男性参与请愿、抵制、示威、罢工等各种政治抗争的概率是女性的2.4倍,这一结论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假设3A;教育程度与非制度性政治抗争也表现出正向关系,那些受过中等教育的民众,参与非制度性政治活动的概率是小学程度的民众的将近1.9倍,而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众参与非制度性政治活动的概率是小学程度的民众的将近2.3倍。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民众,参与非制度性政治抗争的概率也越高。这一结论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假设3B。
     
    此外,嵌套模型结果还可以看出,因特网的使用与否也与非制度性的政治参与有着稳健、独立和显著的关系。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族群等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那些平时使用因特网的民众参加各种非制度性的政治抗争的概率是不使用因特网的民众的将近2倍,表明因特网对鼓动民众参与各种非制度性政治抗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从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年龄差异来看,四、五十岁的中青年人比四十岁以下的青年人和六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更倾向于参加各种非制度性的政治抗争活动。但缅甸各少数族群在非制度性政治抗争方面,与主体族群缅族没有显著的差异。
     
    结 论
    本文以政治参与为切入点,并将其分为大选投票、政党选择、政治抗争三种方式,通过建立二元逻辑斯蒂回归嵌套模型,着重从性别、教育与因特网这三个方面研究缅甸民众的政治参与,主要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第一,从选举投票来看,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使用因特网对缅甸民众在2015年大选中是否投票没有显著性差别。因为处于政治民主转型初期的缅甸,民众的制度性政治参与(选举投票)意愿较强,特别是此次大选无论是从动员程度还是竞争程度都非常高,民众表现出“救赎”的民主心态,存在一定程度的民众狂热,所以很难从性别、受教育程度还是否使用因特网上显示出差异。
     
    第二,从政党选择来看,性别和教育程度对于党派选择没有统计显著的影响,按前人研究,发展中国家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选择保守、封闭的政党,但在缅甸没有表现出这种倾向,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在缅甸女性也逐渐有了自由、开放等意识,女性的权利意识在逐渐增强。究其原因,本文认为,首先,从性别来看,缅甸政府出台一系列促进性别平等的法律法规,并将性别平等写入宪法;缅甸女性积极参加非政府组织和社区活动,在很多非政府组织中女性成员并不少见,特别是在克钦邦中不仅有很多女性职员,而且一部分还具有较高的地位。其次,就教育程度来说,在缅甸教育十分落后,即使缅甸全民识字率高达92.2%,其普通民众受教育程度还很低。
     
    2011年登盛政府上台后对教育进行了改革,实施基础免费计划,但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等原因,全国多数初中毕业的学生,没能继续就读高中,更遑论高等教育。所以通过教育这条渠道来获得政治知识、技能、民主观念等并不畅通,也不会对民众的政治意识形态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也就不会形成明显的开放与保守的价值分野。再次,关于因特网的影响,结果表明是否使用因特网对政党选择具有显著的形象,因为民众利用互联网接触到某一类信息可以强化自身对其认知和心理偏好。在缅甸媒体的大选报道中,有关民盟的正面报道文章数量远多于巩发党,此外在巩发党的报道中不乏负面的消息。因此,因特网在民盟获得压倒性胜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从非制度性的政治参与来看,性别、教育和因特网对请愿、示威、游行等各种政治抗争都有显著的影响。在性别差异方面,缅甸的女性不仅在佛教的精神意义上地位低于男性,而且在家庭中仅作为做好家务看好孩子的角色,在经济上也依赖于男性。所以在时间、能力、对外接触范围上,男性都比女性更有机会参与非制度性的抗争活动。
     
    在教育程度的影响方面,教育程度越高,政府对学校的教育内容也就更为敏感,修改历史事实(如对军政府的美化)限制思想自由等。这不仅激发着学生寻求相关历史真相的了解,而且更加深化了对当前政体的反感,导致抗争行为发生,正如亨廷顿所说,“学生是知识分子中最坚决和最有力的革命分子”。在因特网使用上,互联网不仅跨越空间降低了沟通过程中的成本,而且也能对信息进行快速大范围的传播,特别对于缅甸经常出现宗教冲突、族群冲突、中央和地方的武装冲突等,这些事件本来容易激起群众的情绪,但经过互联网的传播,信息更容易受到歪曲达到迅速动员民众的目的,并进一步扩大参与的群众范围。所以经常使用互联网的民众比不使用互联网的民众更倾向于参与非制度性政治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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